东富西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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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富:明朝时的库房搬迁,看管库房的人监守自盗。这些人靠着盗窃成了富人。西贵:当时的达官贵人为了能方便皇帝的召见,便聚居在皇城的西边。 形成了东富西贵的格局。现在也指某户人家或者某个单位物资充沛、资源较多,特别富贵的意思。
中文名
东富西贵
区    域
北京
时    间
清末
出    处
天咫偶闻
提出人
震钧
现    象
反映老北京经济文化分布情况

东富西贵含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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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有“东富西贵”的说法,“富”和“贵”两个字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背景,并非仅仅是字面上的肤浅之意。旧时北京有“东富西贵”的谚语,反映的是历史北京的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现象,同时也反映出老北京内外城的商业经济、政治文化分布的基本势态。但是,有关“东富西贵”出现的时间、所指区域及其含义等却历来有不同说法,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

东富西贵“东富西贵”有两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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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“内城东城、西城”说
“东富西贵”一说见诸记载是在清末,但其所指区域和内涵历来说法不一。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资料看,最早记载和解释“东富西贵”的是清末满族学者震钧,他在其所著《天咫偶闻》卷十记曰:“京师有谚云:‘东富西贵’,盖贵人多住西城,而仓库皆在东城。又云:‘东风西雨’,盖逢东庙市日多风,逢西庙市日多雨。而今则皆不尽然,盖富贵人多喜居东城,而风雨亦不复应期矣。”
对于震钧说法,稍晚于他的清末蒙古族官吏崇彝也有类似的记述,他的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载曰:“世言京城‘东富西贵’,由来久矣。不过谓东城大宅多,西城府第多,其实不然。东城王公府第亦不少,西城当日街道荒凉而已。”
随后,崇彝还分别列举了道咸以来位于东城的27处和位于西城的20处清代官僚的宅第,用以证明他的说法。
二是“崇文门、宣武门外”说
除了上述震钧、崇彝的说法外,关于“东富西贵”还有另一种基本类似的说法,主要见于民国时期三位学者的笔记,分别是罗惇曧的《宾退随笔》、夏仁虎的《旧京琐记》和徐珂的《清稗类钞》。
《宾退随笔》载:“都中有"东富西贵"之谚,盖吏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,恒多华宅;京曹则多居宣武门外也。”
《旧京琐记》卷八载:“旧日,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,多在宣武门外,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,故有‘东富西贵’之说。士流题咏率署‘宣南’,以此也。”
《清稗类钞·胥役类》载:“司官欲检一案,每以属书吏,必援例,必检例案。而例案之堆积,高与屋齐,非熟手,末从得一纸。书吏皆世业,窟穴其中,牢不可拔,辄执例以制司官,司官末如之何,乃遂藉以售其奸,而皆得致富。都中有‘东富西贵’之谚,盖若辈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,恒多华宅,司官则居宣武门外者为多也。”
这三本笔记对“东富西贵”的诠释基本是一致的,从地域角度讲都认为是处于外城北部的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;从人员构成上看,是指商业的管理及经营者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官吏;从时代而言都指的是清代。
另外, “东富西贵”的说法出现于明朝时期,其产生的原因,与大运河有关。隋炀帝当年修大运河时,一定没有想到居然会给后来的北京留下这样一个固定的格局。自从大运河建成后,它在北方的终点,就是现在北京东部的通州区,过去叫通县。元朝时期,郭守敬修了一条通惠河,从现在的颐和园经西直门连到积水潭,再一直连接到通县的大运河终点。也就是说,元代时期,沿着大运河由南方北运的物质,一直可以经船运到达积水潭,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后海地区。当时积水潭的水域面积也比今天大得多。元代的大都城,最繁华的地区是钟鼓楼到德胜门之间的一个区域,今天是一条斜街,当初就是沿着水岸修建的。从事经商的富商巨贾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,因此,元代的大都城并没有“东富西贵”一说。
明代的北京城与元大都不太一样。明朝北京城的北部城墙,为了方便防御,比元大都往南退缩了,形成了现在的北二环路。在西北拐角的西直门,由于施工条件、地质条件的限制,城墙没有形成直角,角度倾斜的城墙将积水潭的一部分拦在了城外,后来叫做太平湖。文革时期老舍先生就是在这里投湖自杀的,现在已被填平,修起了交通枢纽。只留下一些地名,例如高梁桥。高粱桥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原来有一条高梁河
由于元代修建的通惠河要经过紫禁城,明朝人认为有损皇家尊严,于是,来自大运河经由通惠河到达积水潭的水上航运便被切断了尾巴。从此以后,从通县方向运来的物资,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东部,而不是像元朝一样,直接运到积水潭。大运河是一条重要的水上商路,其终点附近,都会形成市场,也成为商人们集中居住的地方。这就是北京城“东富”的由来。然而,“东富西贵”在明朝时期,并不完全指北京城的东西两个方向,而是指崇文门、宣武门一线以南的南城地区的东西两个部分。大致来说,当时的“东富”是指现在的崇文区,“西贵”是指现在的宣武区。
“西贵”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。由于明朝的朝廷高官不愿意与商人为邻,因此,他们择地而居就主动选择了商人较少的南城西部,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以南地区。比方说现在的湖广会馆,曾经是明朝首辅张居正的居所,清朝时,纪晓岚也曾住在这里。“西贵”的另一个原因与科举制度有关。元代早期停止了科举,后来恢复,但是规模不大。因此来到元大都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读书人数量有限。明朝大规模恢复了科举制度,高峰时,来到北京参加科举最高级别考试的人多达万人,他们也都集中在宣南地区。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大多居住在各个同乡“会馆”。宣南地区以外也有一些“会馆”,但数量上少得多。中国古代社会一般都把读书当成最好的出路,因此,读书人集中居住的宣南地区,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地区来得高贵。加上一些佼佼者金榜题名,仕途顺畅,便在宣南地区定居,其社会的地位的“高贵”自然是富裕的商人们比不上的。“西贵”还有一个原因与修《四库全书》有关。清朝花了10年时间,调集了大批国内一流的读书人共修《四库全书》。这些人大都居住在宣南,一些商人借机形成了京城最大的书市,后来演变成文房四宝、古董珍玩的集散地。如今依然保留下来的琉璃厂,就源自当年。文人的笔墨芳香,当年绝对是商人的铜臭无法比拟的。
“东”“西”新释义
由于京城快速地辐射化发展,现在所提到的所谓“东”、“西”说又有
东富西贵
东富西贵 (20张)
了新的释义。
北京目前的城市格局来讲,如果从地理位置上划分的话,现在的“西部”所指的是石景山区一带,而“东部”则是朝阳区一带。老百姓平时聊天一般会说,“你现在住哪儿呢?”“西边儿。”这就是按照城市的方位来判断东西位置的。如果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话,那么“东”还是指的东城区,“西”指的则是西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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